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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环境与养生

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：“凡欲诊病者，必问饮食居处，暴乐暴苦，始乐始苦，皆伤精气，精气竭绝，形体毁沮。”这里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诊治疾病要注意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观点。相传，帝尧时代人们就凿井汲水而饮。春秋战国时期居民中还制订了清洁饮水公约，不遵守者会以法论处。我国考古挖掘的古城遗址遗物也证实，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地下已有用陶土管修建的下水道，当时不仅考虑了饮水卫生，而且还注意保护环境卫生。在古希腊，希波克拉底也写过《论空气、水和土壤》等卫生论著，与《黄帝内经》所论观点颇有相似之处。由此可见，社会环境同样和人们的身体状况紧密关联。

不仅是中国医学，之后发展的西方医学体系中也有诸多360足球直播app:社会环境与人体健康相关的论述。

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，提出了许多与社会因素相联系的医学课题，促使医学家们去探讨社会因素与人群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。1766年，德国人约翰·彼得·费兰克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和公众的健康，最先提出“医学监督”的想法。1838年德国人捷·埃罗舒提出“社会卫生学”的概念。他指出：人类是凭借着社会才能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动物。他还把卫生分成两大类：一类是个人卫生，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主动性；一类是公共或社会卫生，它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。

1848年法国人儒勒·盖林第一次把“社会”这个词同医学问题联系起来，提出了“社会医学”新概念。他把社会医学分成四个部分：社会生理学－－研究人群的身心状态与它的法律、组织、制度、风俗、习惯等的内在关系；社会病理学－－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会问题；社会卫生学－－研究增进健康，预防疾病的措施；社会治疗学－－制订治疗措施和其他手段对付社会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。同年，德国人诺尔曼指出：“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”。

本世纪以来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暴露出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较为突出，社会医学在发达国家为医学界广泛接受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，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。社会向医学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课题：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破坏所带来的“公害病”；现代工、农业及交通运输业所带来的意外伤残人的增多；人口老化以及社会现代化所引起的疾病谱的变化等等。